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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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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作家。著有:《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a floating sub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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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公民报道的先驱者们  

2014-01-10 02:52: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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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纪录片High tech, low life 有感而发

2009年6月21日,贵州瓮安发生了一起疑似杀人事件,中学生李树芬在被当地官员的孩子携人杀害后扔入水中。但尸体发现后,当地警方鉴定为跳河自杀。
然而,当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赶往瓮安时,却再一次遭遇了中国记者最常见的尴尬:地方政府为了压制质疑声,四处设卡拦截从全国各地前往的记者,并在出事地点四周布控。
最初报道此事的几家媒体都没有拿到关键性材料,而后续媒体更不可能与家属进行深度接触。
当时,我也一直关注事件的发展,后来看到《财经》杂志的记者得到了一份死者的尸检报告,《财经》的报道引来的人们更大的关注。
但我事后才知道,这份报告并非《财经》杂志记者从家属手中直接拿到,而是来自于一位新闻圈之外的人。当正规记者们纷纷被拦截的时候,正是他突破了当地政府的拦截网,不仅目击了停尸现场群情激奋的百姓,还勘察了死亡地点,并从家属手中得到了尸检报告,将所有的专业媒体甩在了身后。
这个人就是号称“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周曙光。

那段时间,周曙光活跃在全国的许多热点新闻现场。当四川汶川地震时,周曙光去现场当志愿者,他发现了当地红十字会的低效与无能,并为我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一手的材料。
辽宁的蚁力神、厦门的PX事件、重庆的钉子户事件的现场,也都有他的身影。
除了这些直接的参与之外,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周曙光对于资料的整理能力。有的事件即便他没有去现场,利用计算机和网络也能够比大部分专业记者更快地发现线索。
同样是2009年,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燃起了熊熊大火,当时我也跑去了现场。周曙光正在千里之外的湖南老家,本来是无法参与的,但他迅速地将网络上所有现场图片搜集起来,做了专门的页面,并挖出了负责的央视领导,为接下来的问责和腐败调查布下线索。
他的页面一目了然,在大火还没有熄灭时,就已经将源源不断的消息源全部整理妥当,许多记者在做新闻时都进行了参考,也让我这个在现场的人感到汗颜。

2007年到2010年,是社会化媒体逐渐兴起的年代,也是中国公民记者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当局对于新兴的技术还不够了解,监管无门,使得周曙光和老虎庙(影片的另一位主角)这样的公民记者找到了突破口。
由于正规的新闻记者都是带着镣铐跳舞,当局的压力、写稿数量的指标、毙稿的风险,让他们远离了那些最敏感却最有价值的新闻,只能去做那些二流的但没有风险的报道,人们通过媒体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中国。
这时,突然出现的公民记者突然间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带到了人们的眼前,将原来一团和气的媒体圈也逼入了墙角。
对于媒体从业者而言,如果不努力做真实的新闻,就会被这群带有丛林精神的公民记者所超越。而对于试图压制真相的监管者而言,也有一个挑战:他们以前只要管住了正规的媒体,就捂住了社会的发声渠道,不用担任人们知道真相;而现在,即便他们可以捂住正规媒体的嘴巴,还有另一群更加草根却更加灵活的人,在将真相源源不断地讲出来。
更加令他们恐惧的不仅是周曙光、老虎庙等公民报道者个人的力量,这些人还带动了越来越多普通公民参与其中,人们逐渐养成了随时报道、随时质疑的习惯,使得监管当局已经不可能再采取以前的方式进行管理了。

在这次看片时,我才意识到,监管当局虽然看到了变革的力量,但他们仍然想通过蛮横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不断地威胁着这些报道者。
他们曾经威胁过周曙光,驱逐过老虎庙,希望利用恐惧的力量来压服他们。但这样的压迫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既然不让周曙光等人跑现场,他们就向每一个人传授突破封锁的技术和报道真相的手段。
据我所知,国内许多的维权人士和公民都接受过周曙光的帮助,建立了网站,或者学会了使用社会化媒体来表达。公民记者燃起的火焰在更短的时间内传播到了四方。
他们还让GFW这个罪恶的工程臭名远扬,从阴暗的角落被挖掘出来,曝于太阳之下,使得当局再也无法掩饰。
后来,正规媒体的记者们也纷纷加入了其中,社会化媒体开始普及,监管当局意识到,他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像以前那样掩盖真相了。

如今已经到了2014年,公民记者的黄金时代正在结束。但他们前几年的努力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环境。
首先,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虽然Twitter、Facebook等最优秀的网站仍然被GFW屏蔽,但国内一批类似的网站或软件,如微博、微信等,已经崛起。这些网站(软件)虽然受到了各种审查和限制,但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它们来快速地传播一部分真相。
所以,公民记者不是消失了,而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肩负起了记者的责任。前几年的公民报道将讲出真相的意识注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
其次,正规记者本身的素质的也在加强。他们仍然带着镣铐,但在与公民记者竞争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些新鲜事物。
再者,监管部门也已经改变。一方面,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社会化媒体列入监管范围,使得公民报道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做出了一部分妥协,对审查的标准也在退缩。2007年时报道一个钉子户就已经突破了审查的底限,而现在,媒体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报道普通的拆迁事件。对于环境问题、腐败问题也不再是禁区,虽然还有很多限制,但比起几年前还是有所进步。
监管部门之所以让步,是因为在和公民报道运动的斗法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能放弃一些领域还换取对于事态的整体控制。我们不排除舆论环境也有许多退步的地方,但如果没有公民记者的努力,现在的环境还会差很多。

《屌丝博客(High Tech, Low Life)》这部影片反映的就是公民报道最红火的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生活在这个操蛋的时代,大概谁也想不到,一位普通的中年人和一位在遥远乡村里卖菜的年轻人,能够因缘际会地主导这样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运动。
在如今我们普遍享受他们抗争带来的成果时,更应该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足够的敬意。
如今,公民记者们大都退居幕后,继续努力推动着社会透明化,并试图将GFW和审查造成的信息隔阂减小到最少。而活跃在社会化媒体前台的,已经换成了各种各样的白痴影星,以及数不清带着玩世不恭色彩的大V们,这些人很符合当局的胃口,因为他们带来的麻药精神能让人们暂时忘记对政治的不满,以及对真相的追求。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那些最具丛林精神的极客们又会跳出来,让监管者大吃一惊,并再次推动社会变得更加透明、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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