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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回程

建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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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作家。著有:《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a floating sub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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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州的黑车司机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片  

2010-02-19 11:10: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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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春节对于来广州进货的非洲人并非福音,加纳的曼森夫妇(由于未经授权,我在这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使用了化名)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他们一个多星期以前匆匆来广州进货,却发现人们都兴冲冲地等待着过年,工厂正准备关闭,他们甚至进不到足够的货。

更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定的回国飞机恰好是大年三十深夜的,于是,找车成了他们的烦恼。

 

2.

我认识曼森夫妇,是因为协助沈兄拍摄纪录片,在大街上碰到了进货的曼森夫妇。于是我们尾随着他们跟踪拍摄,继而被邀请到他们临时的住处,品尝了曼森夫人的非洲食品。

当最后一天,我带着拍摄的视频送给曼森夫妇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正在为找不到车去机场而烦恼。

 

3.

由于他们总是带着不少的货物,因此不需要普通的的士,只需要货车和中巴车。

来广州进货的黑人们都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车,朋友之间也留下过司机的电话号码。然而,这一切碰到了春节,特别是大年夜,就失效了。不仅曼森手头有的电话打不通,楼下小卖铺的阿姨也帮忙查找着司机的电话号码,仍然没有人出车。

我陪着曼森来到了一处黑车停靠点,那儿的车已经很少,而曼森的要求偏偏比较高,小车装不下货,大车又浪费,符合要求的中巴车一辆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辆,然而,一听说是下午五点才出发,司机就不干了。“下午五点,都赶回去吃年夜饭了,谁还出车?告诉他能不能提前到上午?”司机问我。

当我把司机话翻译给曼森的时候,倔强的非洲佬却不同意提前。他们夜间11点多的飞机,下午五点出发已经提前了太多,上飞机后,还要飞往迪拜,再从迪拜到加纳,空中时间就17小时,加上地面时间,要两天。他们想下午睡一觉,不想提前。

于是,我们只能在广州的冷雨中继续寻找着下一辆车。

 

4.

那辆车曼森并不十分满意,看上去有些小。然而经过半分钟的目测,他认为可以装下他的货物。于是,我走上前,帮他打听司机是否愿意五点出车。

此前,我已经经历了几次失败,说实话,我并不期待成功,而是期待在多经历几次失败后,要么劝说曼森尽早出发,要么作为朋友尽力后退出。

果然,司机嫌太晚。作为非洲人的曼森体会不到春节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在大年夜离开,而对年初一的春节无动于衷看都不想看。

“他们是夜里11点的飞机,不能提前了。我知道这很为难,但请帮帮忙,在外面的人不容易,找不到车会耽误了他们的飞机。”我对司机说。

司机似乎有点儿松动,我乘机问需要多少钱。

150元。”司机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当我把价钱翻译给曼森的时候,黑人愣住了。之前他对我说过,根据同行内的传说,150元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也是他要争取的价格,然而司机的第一次报价就已达到了底线。曼森迷糊了一阵,最后问了一句120元是否可以,被拒绝后,他心满意足地接受了150元这个价格。

最后商谈的结果,最晚五点,尽量提前。“记住,我最晚5点钟,晚一分钟都不干了。”司机最后说。我向他保证不会的。记下了他的手机和车牌,我们离开。

 

5.

下午,我已经回到了住处,离开了曼森。

之前,我和司机通了一次电话,把事情再确定一下。“我已经承诺过的,就一定会去。”他甚至告诉我,当把黑人送走后,还会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结局。

他用了承诺一词让我感到很吃惊。要知道,他只是一个黑车司机,在广州也是受管制的群体,不受法律保护。在国内,严苛的法律都换不来人们的信守承诺,又何况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群体呢?

离开时,我以为,曼森收拾好之后给司机打电话,司机把车按照地址开到楼下,就可以了。

然而435的时候,司机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最晚5点钟出车。现在还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他再次警告说。

我连忙挂电话给曼森,催促他赶快动身。非洲人一直说马上马上。

450,曼森告诉我可以了。于是,我给司机挂了电话让他出发。“我不到五分钟就到。”他说。

 

6.

505分,曼森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没有见到车。”他焦急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出了他话语中的焦急,这个整天乐呵呵的家伙终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如果被放了鸽子,这个时间再怎么找车?

在我接曼森电话的时候,司机的电话也到了。

“我围着那儿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地方,也没有看到人。”司机的话里同样带着焦急。

在远处的我知道坏事了,双方找来找去,如果再找不到对方,几分钟之后,也许司机一生气就该回去了。最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我却在远处,留下言语不通的两组人四处寻找。

我请求司机冷静,虽然过了5点也不要走。我知道,他尽可以一走了之也不违反承诺了。“太谢谢你了。请再找一找,他们就在附近。”我尽量圆滑地说。至少,我听得出,司机是在尽力帮助我们,而不是推脱一下想回家。

我把周围建筑的标记再说了一遍,对附近我也并不熟悉,只能尽力提供。

曼森的电话、司机的电话交替出现。双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20分钟过去了。

 

7.

520.

终于找到了。

在前一刻我还在给司机打电话确认路上的每一个细节,接着,曼森发现了车,冲到了道路中央(根据我的猜测)。“哦,他们来了!”当我还在喋喋不休向司机讲述路线时,司机突然打断了我,惊喜地叫了一声。

我仿佛听到了双方欣喜的笑声。接着司机挂断了电话。

这意味着曼森可以回到加纳,也意味着司机可以尽早赶回去吃年夜饭。

 

8.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年初二,也许曼森夫妇已经回到了家。

然而我在心中却仍然对这个不知名的司机充满感激。他在年夜的雨中寻找了20几分钟,只是为了遵守一个承诺,即便在找寻时,我能听出他已经后悔做出承诺,但只要做出了,就要尽量去实现。

我想,一个商业社会成熟的标志,不是依靠强力去维持规则,而是让遵循商业伦理成为习惯,不需要强制。

一个黑车司机,和只见过一面的人打交道,还是言语不通的外国人,即便不信守承诺,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然而他选择了遵守,即便出现了意外,也要完成它,我想,再没有这件事情更能说明广州的城市特质。

这是一个靠所有负责任的市民组成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接近于市民社会的城市。在市民社会中,人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需要一个父爱式的强大政府,这个政府是听命于更落后的政权的官僚,而不是听命于市民的。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或许就说明了这种自发的力量。

 

9.

我在北京上海都呆过。他们和国内的其他地方一样仍然维持着权威政治带来的经济繁荣,然而,这样的繁荣却与市民社会和真正商业伦理的建立无关。

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繁荣是无法维持的。

反而是广州,由于它的发展和繁荣已经渗透到了最末梢的每一个具体的居民身上,即便是经济危机出现,即便是大的崩溃到来,也比其他地方能够表现出更强的抵抗能力。

我不赞成对于黑车的严格管制,或者说,我反对一切管制,这更增加了我和那位司机的共鸣感。

也许,等曼森更加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会更加体会到广州这座城市的特殊:包容和信守承诺。

我相信,广州的商业繁荣是市民自己创造的,不属于中央,不属于汪洋和黄华华,不属于朱小丹和张广宁,而是属于市民自己,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器唯一能做的是不要用自己蛮不讲理的强制措施破坏掉民间自下而上自发的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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