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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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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著有:《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a floating sub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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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多义性的由来  

2008-06-10 01:14:23|  分类: 史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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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本要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全文的题目叫<文学,历史的多义性>。目前只写了前面这一部分。

 

有确定的历史吗?也许有,在历史作为事件发生的一刹那,是确定的。

有流传下来的确定的历史吗?没有。

当历史发生之后,在流传的过程中随机被异化、变形成为了不可复原的东西。哪怕再公正的史家,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局限性而让历史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漂移。比如,被认为是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有的历史学家看来有着太多不确实之处,不提他五帝本纪的虚幻、老子列传的模糊,就提距离他比较近的楚汉相争,现代史家们大概也会认为其鸿门宴里有太多虚构的东西,可以说,那是一个传奇故事,却并非史实。被西方人尊为典范的修昔底德以现实主义著称,但现代的历史学家也发现了太多主观的东西。修昔底德自己承认,他的演说辞并非原文,而是根据当时的局势揣摩出人们可能会说的话;而现代史家更认为其所叙述的故事也远非史实,而是经过剪裁之后以符合其悲剧化的需要。

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按照先后顺序至少会发生三次偏离,最终造成了无法复原的多义性。

第一次偏离可以叫做角色偏离。由于角色的不同,对于一个事件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婆媳纷争。婆婆说:“我没见过这么自私的儿媳妇。”媳妇说:“我没见过这么多管闲事的婆婆。”从她们各自的立场出发,都是正确的,但如果作为历史文本纪录下来则有了千差万别。同样是孔子写《春秋》,有的人可以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另外的人只不过认为是一部无足轻重的小书。再如赵盾弑君的故事。

《史记·晋世家》载: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

按照赵盾的观点,是灵公要杀他,以至于自己逃亡,至于灵公后来被赵穿所杀,自己也并没有,而董狐却写“赵盾弑灵公”,这不是事实。而对于董狐来讲,赵盾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又不除弑君者,自然是他干的。两个人的观点差异造成了书写的不同,至于孰是孰非,也只是见仁见智了。至于后来人们尊崇董狐,当是儒家兴盛之后的观点,于当时而言绝非如此明显。

第二次偏离可以叫做时间偏离。时间是造成偏离的原因。由于记载不详细和脱漏遗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历史的真相都已经淹没在时空的另一端,大部分不会再被发现。人们可能会根据某些线索来猜测,却没有定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论论述了悲剧,那么论述喜剧的那一半到底是否存在?他写没写?这也许会成为一种千古疑案了。罗马世界有亚历山大城的火灾,中国独有焚书坑儒,又有江陵之火、义和团之火等等,多少书籍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失,书籍的消失又掩盖了历史本身。

除了由于记载不详细和脱漏遗失之外,人为的禁忌也导致了部分的偏离。秦火之后,百家著述或未消散,汉武之后独尊儒术,造成的危害或许远大于秦火。如对于东周列国的历史,因仲尼著春秋昭示末世的颓唐还可看出其中的污秽,那么东周之前的历史则隐藏在仁义道德的光环之下了。现世人只能从百家书中的只言片语中体会光环之外的情景了,按,在晋时由于魏襄王的墓葬被盗,曾经出土了一批书籍,据说其中所叙述的历史远非后世篡改过的模样,而尧舜禅让也无非是后世的粉饰。

再比如,被人们认为是“骋直辞于东观”的陈寿在纪录魏皇帝高贵乡公髦的逝世时语焉不详,但书:“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其后载皇太后令言高贵乡公“情性暴戾,日月滋甚”的诏令,最后才点缀了一篇司马文王的表章羞羞答答承认高贵乡公是被杀的。其义仍然是高贵乡公本人横行无忌,才遭此大祸。陈寿之所以这么记载,是因为他写书之时是在晋朝,晋取魏尔代,故不能明言司马氏的罪过。晋朝过后的注释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写出真相,司马文王的奴才成济杀掉了当时是魏帝的高贵乡公曹髦,而魏帝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之所以遭难是看不惯司马氏的摄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耳”就是高贵乡公的名言。晋王室统治的时间短且控制力不强,要是有现在的控制力,也许真的可以把曹髦说成是大逆不道的伪君。

第三次偏离可以叫做阐释偏离。前两种偏离还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多义性,于是就有了这第三种。这种偏离主要是历史学家的功劳,历史学家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成立往往会曲解历史,或者按照自己理论所指引的方向托拽历史。儒教立国之后,以仁、礼为三王的根本,故古代的历史自然会向其所希望的方向流动,那些记载三王时期暴虐的例子自然会逐渐被删除。或为部落之间战争的黄帝伐蚩尤也成为了诛无道。由于按照此种观点解释的记载成了主流,以至于反向观点完全灭绝,历史的真相也就永远被掩盖了。

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阐释的作用,因此才有了各个时期居于主流、压制对立观点的行动,历史的真相能够逃脱压制而为后人所了解也许只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一本书偶然躲过了毁灭的命运,人们又如何再查士丁尼的光环下偶然知道了皇后的淫乱呢?

再比如,当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成为主流的时候,人们会把历史向此方向拉扯,以至于几十年之中都把秦后大一统的社会归为封建社会,而把封建制的东周却归到了奴隶社会之中。

除了主流的因素之外,研究本身也导致了阐释的多样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的阐释自然是从性恶而阐发。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则阐释从此出发。基督教的原罪理论,马丁·路德的预定学说,到了近代霍布斯的丛林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属于从理论而修改历史。这里并非辨孰是孰非,而在于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和阐释也往往从理论基础出发,以至于掩盖了客观。

于是,历史经过这三次的偏离,再没有真相可言。想去追寻历史真相的人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同样存在。即使把两个持相反观点的人放在一起争论不休,也往往各持一端,无法说服对方。

对于写小说者而言,所面临的同样是这个不确定、没有真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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