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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著有:《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a floating sub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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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报道之三:文学的两个困境  

2008-04-13 15:59:13|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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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文学沙龙,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二日

 

未张贴本文前,获奖者已经出炉,名单如下:

王安忆 年度杰出作家,阿来落选

麦家 年度小说家

杨键 年度诗人

舒婷 年度散文家,安妮宝贝落选

陈超 年度文学评论家

徐则臣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于坚 生态文学致敬作家

 

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靠题材、灵感和天赋进行写作,他们专注于笔端,却对所谓的文学理论不感兴趣,这一类的作家占了大多数;另一类作家除了写作之外,还更加关注于自己作品的定位,即,在百年之后,自己的作品还会有人读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逐渐走入了理论的园地之中,企图用理论的武装来获得创作的力量。

批评家谢有顺(也是接下来报道的这两场文学沙龙的主持)曾经说过(大意),中国形成了自己创作理论的作家很少,大致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后一类作家很少。

在四月十二日的两场文学沙龙之中,作家们聚在一起谈论起了当下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或者说困境,以及作家们各自的应对。

在上午举行的散文论坛中,人们关注的是散文发展的问题,在网络日益普及化,人人都写散文的年代里,散文家应当采用何种态度进行创作?下午的小说论坛则讨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作家和媒体的关系问题,作家如何处理和媒体的关系,媒体的作用又是什么?当然,讨论以有分歧的建设性意见告终,这样的论坛与其说是讨论一个问题,毋宁说是把问题以及每个人的看法摆在听众的面前,促进他们的思考。

 

在散文论坛中,余光中、李辉、徐晓、南帆这前几届年度散文家得主和做文学理论的王尧教授,以及主持人谢有顺教授一起讨论了《散文时代的文学伦理》,试图在这个文化快餐化的时代找到散文家的定位,他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散文家们一致的立场似乎是:散文是一种多变的文体,并没有一定之规,徐晓谈到了早年受到的散文教育,当时的她以为杨朔、秦牧等人“用华丽的词藻讲述一个庸俗道理”的文章模式就是散文的主要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年来散文的多样化是一个好的趋势。大家都赞同她的观点,然而怎样从多样化的散文中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不是淹没在多样化的茫茫海洋之中呢?散文家们则有了五花八门的答案。

余光中特别提到了中文散文的传统,以及散文背后的思想性,并从语言方面认为白话散文并不能代表中国散文的一切,同时对于台湾现在正在做的弱化国语教育表示了担忧。

徐晓则采取了一种很私人化的写作态度,她认为,小说是面对公众的文学体裁,而散文则是针对于作者个人的写作方式,她反对那种只注重抒情或者堆砌词藻的文字,而更注重于细节化,写亲身经历的最真实、最微小的生活,在这个领域,散文对于小说而言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至于她为什么靠个人化写作获得了承认,她说,并没有想到,只不过因为坚持了个人化写作,反而取得了成功。

对于历史感兴趣的李辉则从历史角度切入,认为个人写作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要学会关注别人的命运,关注历史。相信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明白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散文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浮躁的过程中静下心来,保持对问题看法一贯独立的思考,在这个娱乐化至上的时代,如何保证不迷失、击败诱惑是关键性的问题。在听众提问时,李辉还回答了他对余秋雨的看法。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评价,之后肯定了余秋雨的价值,但作为他本人来讲,并不欣赏说教的口吻,居高临下的态度和排他性的见解,他认为散文应当更多带给读者困惑而不是结论。

南帆似乎还没有从往年获奖的喜悦中摆脱出来,大部分的议论都围绕着他的关于父母生活的作品而发。他最欣赏罗兰巴特的散文,又喜欢对历史方有想法的散文。并赞同从个人的角度面向世界。他讲了很多对于父母的困惑,这是他写作那本书的原因。

总之,在散文家们各抒己见的同时,听众们获得的印象是,对散文写作规定统一标准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之后,也许永远,散文都将保持“散”的状态,并且逐渐小圈子化,这也许是这个时代文学无法避免的命运。

 

与散文沙龙的形而上不同,小说沙龙却聚焦在了一个具体的点上,即,当作家遭遇媒体时遇到的问题。小说家们纷纷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格非教授虽然被认为在媒体面前应付自如,却坦陈这是经验的结果,并非没有受过害。作为最年长者,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小说的去向问题,有人曾说,最好的小说是在《南方周末》上,他并不排斥这样的说法,认为媒体正在逐渐接管小说的营地,这是小说家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为媒体代表的《文学报》副总编辑徐春平则开始了对媒体的辩护,她不否认媒体的炒作效应和夸大其辞的报道,从这方面讲,文学在事件化,文化在娱乐化。但应该看到,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环境已经变化了,文学的定义和范围也由于手机文学、网络文学等的加入而在逐渐改变,严酷一点说,传统纯文学也许不是一个主流的文学形式了。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文学。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考虑文学的走向,而不仅仅是谴责。

主持人谢有顺则认为,无人可单独从媒体获益,媒体追求变化,追求新的,而文学追求基本、不变的东西。

林白女士去年刚写了小说《致一九七五》,也刚刚经历过一次和媒体的战争,她认为自己身心疲惫,一本自认为很好的书在媒体的质疑声中被宣传坏了,这是一个恶劣的后果。以后要学会避开媒体。按,媒体在《致一九七五》的宣传中,过多地提到这部三十四万字的小说竟然有一个十七万字的前言,恰好占去了一半,对于这种小说形式的创新,媒体却发出了林白靠字数骗稿费的质疑,不仅不理解她的创新,反而质疑她的人品。

此后的讨论则出现了更多的建设性意见,韩东、李师江、东西、须一瓜等人都谈到了媒体的双重作用,或可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肯定了媒体在推广中的作用。

最后一个发表意见的青年作家张悦然则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得益于媒体颇多,也没有感到很反感,但却感到面对媒体时没有热情,没有太多话可说。她的意见也许和她的小说一样,都从自我感觉出发来阐述问题,富有明星的风采。

 

要想在一次沙龙中做出结论是不可能的,留下的只是思考而已。然而留给人们最深的思考,却是文学最终会走向何方?在讨论中虽然这不是主题,但在作家们的谈话背后却总能透露出某种思考。

在本文开头对作家做了区分,参加这两个沙龙的作家之中,对文学有思考的作家不外乎余光中、李辉、格非和作为非作家出现的徐春平这四位而已。格非更多表达的是困惑,李辉则表现出了一种信仰的力量,余光中的睿智,徐春平提出要接受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

在和格非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了不要把文学作为职业,而应当在另有职业的前提下从事文学,这才会没有压力,并且接触到真实。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大学的教书匠,用业余时间做文学。这样的定位也许透露出了他对于文学的信心不足,也透露出他成功的秘笈,因为他是凭借兴趣写作的,不受制于任何人。

最终,只有时间才能决定文学到底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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