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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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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著有:《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Chinese writer. Author of: Farewell to Shambhala. India: a floating sub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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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报道之一:格非的演讲  

2008-04-12 00:10:43|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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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广州迎来了两场盛会:经济上,广交会将于四月中旬开幕;文化上,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于四月十三日于广州颁奖。

作为中国年轻的、代表了民间势力、带着南方特色的传媒大奖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今年,主办方更是在颁奖典礼前后的一周时间里安排了若干场的演讲和讨论,共同探讨中国文学的问题和出路,并邀请了全国众多的重要作家出场。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晚,作为传媒大奖颁奖周节目的一部分,清华大学教授、文学家格非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发表了题目为《小说的作者》的演讲。


虽然标题叫做《小说的作者》,但是格非教授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讨论文学的衰落这个问题上。

格非教授在演讲的开始就提到了如何判断文学现实这个问题,德国的汉学家曾经批评中国的文学现状,而莫言却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中国当代的小说比起世界当代的小说来并不差,不要有自卑感。而格非教授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考虑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仅中国文学,世界的文学都在衰落。当然,根据教授演讲的内容来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方面,并用一句话带过了诗歌,认为诗歌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至于其余的文体,格非教授并没有提到。

为了佐引自己的观点,格非教授还引用了他人的说法,比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该君在华演讲中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文学没落了。

文学衰落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日益的粗鄙化,以及文学读者的减少。与此对应的教化、审美、娱乐功能的退化,等等,格非教授都谈到了很多。随着市场化的推行,真正的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让位给了更为粗鄙的形式。另外,根据他的观点,文学还有最后一块阵地,那就是大学,大学成为了文学最后的堡垒,因为这里的学生还要阅读它,因为教授还要据此写出论文。到此时为止,格非教授给出了一幅惨淡到令人泪下的文学图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格非教授在第一部分(讨论文学衰落的现象)偶尔谈到了一个原因:文学被不断的危机和变革毁掉了。在第二部分(详细讨论文学衰落的原因),他对于这个观点给出了进一步的展开。为了理解格非教授的论据,必须指出,本部分的论述只针对于西方,也就是从西方文学,更加具体地说,西方小说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衰落之谜的。

教授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了对原因的探讨:何时在大学中有文学专业?答案是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专业的产生在于人们开始产生了理解文学的需要。格非教授认为,在文学专业和文学理论产生之前,文学是不可解的,或者可以随意解释的。他认为那时的文学状况很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许多人写了许多不可解的作品,甚至连作家本人都无法解释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格非教授非常有勇气地承认了他在八十年代也写过玄之又玄的东西,并说作家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军事意义的,即用自己的作品给对手当头一棒,让他看得头晕脑胀,不敢发表评论,从而取得胜利。总之,格非教授认为,文学专业和文学理论的产生就是要消除这种多义性,让文字变得可以解释,可以理解,而不是如同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般只允许顶礼膜拜,“用可以听懂的语言来解释文学。”

然而这样的意图失败了,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十九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辉煌,被格非教授概括为:宗教的衰微导致了文学作为替代品成为了社会粘合和心理的安慰品。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小说从被养护的状态进入了市场,成为了商品,其所描写的对象也在逐渐变化,从堂吉诃德式的主角变成了鲁滨逊式资本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葛朗台老头式的金钱至上者,变成了福楼拜笔下包法丽夫妇式的蠢虫,其所描写的对象也越来越可怕,从而为引入现代哲学思想打开了大门。不管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加缪都在文学理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文学(格非教授还是用小说作为代表来论述整个文学)经过了十九世纪的辉煌,带着光环迈入了二十世纪,遭遇到了文学理论这头怪兽。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主角是小说,那么二十世纪的主角就是文学理论。但文学理论并没有带来理解的清晰和明澈,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混乱,“后果充满了讽刺和悖论”。格非教授认为,这些悖论包括:第一,文学变得更加僵化了,第二,文学变得更加神秘了,第三,对社会现实的过分干预不仅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而让文学本身失败了,第四,对主体的强调反而导致了对主体的丧失,格非教授认为: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的规劝和压力无比强大,导致了人们主体意识的丧失,或者说,产生了一系列的精神疾病。

到此时,格非教授终于把西方文学已死的图景和原因都展现给了听众。于是开始了他的下一部分,讨论中国文学。其所持的观点是:中国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比欧洲复杂得多,并且一直被边缘化,但仍然创作出了最出色的作品:红楼梦、金瓶梅和水浒传;中国的近现代小说是处于一种被迫的地位,被迫接受西方文学的冲击,最极端的情况下,文学大家们可能发出了荒谬的声音,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认为中国的落后源于小说的不发达,而鲁迅曾经积极呼吁废除汉字;从近现代文学一开始,小说就被赋予了它本身承受不起的使命,反而影响了它的发展,甚至丧失了原本拥有的优势。

由此格非教授提出了中国没有作者,只有叙事的观点,从而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回到了文章的标题,小说的作者,到这里,他的演讲也接近于结束了。


每一部小说的意图都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文本的意图和作者的意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为了阐明当作者处于写作之中时,其所写的思想并非完全是作者本人的想法。教授举例说明了这种情况: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之时,其作品中的安娜充满了感人的力量,而作为作者本身,却对于通奸行为深恶痛绝,可以说,作者和作品的立场是分开的。一个作家写完作品之后,其作品就已经单独具有了生命力,而作家就应当适时地站到一边去了。罗兰巴特因此说“作者已死”,就是让读者抛开作者,自由地解释文本。当然,最后解释的结果也会五花八门。作者和文本的分离导致了技术化的趋势,这是导致衰落的一个原因。

尾声时,教授从和翁贝托艾柯的谈话和他的意大利之行说起,讲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点,肯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佛教是空,道教是无,儒教是有),并进一步把这优点归结为章回体的优点,认为章回体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他认为,章回体的精神在于细致,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要躲躲闪闪地写文字,尽量在每个字后面都藏上更加深刻的含义,让人不能一眼看清楚,留下余味让读者进行多次咀嚼。他把形成与特殊政治条件下的所谓春秋笔法(为了防止政治上出问题,不得不用隐晦的笔法做记录)提到了很高的文学地位上。

最后,格非教授谈到了文学事业,说文学史失败者的事业,就像当初他谈到读者应当是敏感的,但敏感的人就是失败者一样。总之,文学是一项失败的事业。


按,格非教授,任教于清华大学,成功的小说家,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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